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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阻止法院强制执行可书面提出执行异议

发布时间: 2020-10-29 20:22 来源:中国商网 作者:秩名

因股权转让后的尾款追索,当事双方围绕一份手写的补充协议是否涉嫌伪造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交锋,该案所涉及的仲裁及执行问题引起了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关注。

据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给包头市人大的《包头中院关于司法案件转字(2017)第X号〈交办函〉监督司法案件办理情况的报告》显示,该“补充协议作为天津仲裁委员会定案的主要证据存在明显瑕疵,存在伪造证据的可能。天津仲裁委在重要证据存在重大瑕疵,没有穷尽确认证据的所有手段(情况下),我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对案件实体部分审查不当,对该案的审理也存在质量瑕疵。”然而,截至目前,在补充协议仍未进行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包头中院“决定对本案继续执行”。

案情简介

2010年11月8日,康某与王某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王某等人将拥有的包头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康某,股权转让款总价为1.1亿元,同时协议书中还约定了“甲方(王某等人)必须保证乙方(康某)在付款7000万元后可以合法正常生产经营”等事项。康某在合计支付了7000万元转让费后,王某履行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及印章、证照(一部分)交接的合同义务。但是,康某表示,王某一直未向其交付保证企业正常经营所需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导致康某控制的包头某公司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直至约五年后的2016年,康某自己申请办理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下发后,公司才得以正常生产经营。不过,即便王某先行违约,康某仍于2011年11月1日向王某支付了股权转让费1500万元。至此,康某共计支付王某等人股权转让费8500万元。康某着重提出,他和王某曾达成过口头协议,约定其不再支付余下的2500万元尾款,康某也不再追究王某因没提供《安全生产许可证》给公司所带来巨大损失的经济责任。

而令康某意想不到的是,2014年12月30日,王某依据一份康某同意给付尾款的补充协议向天津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尽管康某一再表示该份补充协议疑点重重、漏洞百出,希望对此重要证据进行司法鉴定,甚至后来惊动了包头市人大对此案进行监督。然而,时至今日,这份补充协议仍然没有做相应的司法鉴定。

补充协议显示双方签订于2010年6月30日,明显早于主合同签订的2010年11月8日。第一条显示:“乙方(康某)在1月15日约定支付1100万元等费用应付款,违约期限6个月,乙方定于7月15日前付清”。第四条显示:“违约期间所产生的的利息以及给甲方(王某)造成的损失,乙方以1.5%月息支付给甲方并于本年12月底前付清”。第五条显示:“乙方一定坚守承诺,否则由甲方收回矿山、扣除押金”。第六条显示:“本合同由天津仲裁委裁决”。

虽然康某极力主张王某提供的补充协议涉嫌伪造并希望进行司法鉴定,但天津仲裁委于2015年11月25日依据该补充协议作出【2014】津仲裁字第5XX号裁决,该份裁决显示:“综上,在没有足以推翻补充协议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康某)关于补充协议系申请人(王某)伪造的主张不成立。据此,仲裁庭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不存匿(此‘匿’字疑似笔误)在无效的情形,应认定为有效。”

随后,该裁定被转至包头中院执行,康某马上向包头中院申请不予执行。

2017年7月5日,包头中院(2016)内0X民特X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康某未提交足以认定补充协议确系伪造的充分证据,驳回了康某的申请。该裁定下达后不久,尤其是双方对于补充协议的真伪分歧巨大,包头市人大对此案启动了司法监督程序并向负责执行的包头中院发出《包头市人大代表监督司法案件交办函》。

2017年12月28日,包头中院向包头市人大提交的《监督情况报告》显示,补充协议的真伪问题系本案的焦点之一。该补充协议作为天津仲裁委定案的主要证据存在明显瑕疵。首先,关于补充协议的落款时间。按照常理,作为确定双方当事人重大利益的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应当持非常谨慎的心态,合同主要条款落款日期也应是当事人重点关注的内容,出错的可能性不大。其次,按照一般人正常的书写习惯,在旧年过后、新年伊始的一段时间,存在落款年份书写为旧年的可能,但是到了6月再出现书写年份为上一年的可能性很低。第三,天津仲裁委认定补充协议第三条“最迟不得超过2012年底付清”的内容系王某私自添加,说明王某为了使案件不超过仲裁时效,存在伪造证据的可能。康某主张补充协议第二页是双方曾经签订的承包协议合同的内容,书写年代早于王某提交的补充协议,现有的司法鉴定技术能够做出是否为同期书写的鉴定结论。天津仲裁委在重要证据存在重大瑕疵,能够通过司法技术鉴定确定证据真伪的情况下,不对相关证据进行司法鉴定,没有穷尽确认证据的所有手段,适用证明责任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主观判断并不恰当。

调查结论:“综上所述,天津仲裁委作出的【2014】津仲裁字第5XX裁决所依据的补充协议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认定为伪造,但是该份证据确实存在重大缺陷,而且在证据能够通过司法鉴定查明其真伪的情况下,适用证明责任对决定案件的主要证据作出主观判断,理由不充分。我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对固阳公安局侦查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证据材料未作审查,对案件实体部分审查不当,对该案的审理也存在质量瑕疵。故经我院2017年12月22日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将案件存在问题及情况呈报给自治区高院执行局,并建议自治区高院执行局依法启动执行监督程序。”

虽然包头中院向包头市人大提交的《监督情况报告》指出了补充协议存在没有穷尽确认证据的所有手段问题,并承认该案的审理也存在质量瑕疵,但是依然没有进行相关证据的鉴定。

根据包头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于2019年11月14日给市人大代表李某的《关于市人大代表监督司法案件有关情况的反馈》:“2019年1月14日,包头中院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了该案件有关情况:根据自治区高院的答复意见,鉴于该案件已经穷尽了所有法律救济程序,且自治区高院多次要求加快对该案的执行进度,经我院审判委员2018年12月23日会议研究,决定对本案继续执行。2019年6月,市人大内司委就该案件有关情况向自治区人大内司委书面请示,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协调自治区高院启动监督程序。”

法律评析

本案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争议比较大的补充协议,相关证据资料显示:《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甲方为“包头某公司全体股东”,签字为王某,乙方为康某,签字也系康某,且整个合同中没有“押金”二字;而补充协议的甲方系“原包头某公司王某”,乙方为“现包头某公司康某1、康某”,签字时乙方签字仅有康某,并加盖了公司印章,康某1并未签字,天津法院的庭审笔录里显示康某1也是收购目标公司后的股东之一,为什么签字时没有签字?协议文本第五条里面为什么有“押金”的字样?

补充协议第一条里面有“在1月15日约定支付”的内容,证明双方相识在2010年6月30日前,第四条与第五条关于“损失”的约定不相一致。第五条约定的是收回“矿山”,而不是“公司”,也不是“股权”,文本题为补充协议,第六条却称“本合同”,前后衔接存在一定问题。

《股权转让协议书》系打印,时间为2010年11月8日;补充协议为手写,时间居然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的2010年6月30日。因此,无论是从内容、主体还是时间上,该补充协议都可能不是《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至少存在重大疑点。

本案中的康某虽在仲裁审理前提出了仲裁管辖异议,但没有对补充协议申请鉴定,导致没能推翻补充协议。在仲裁程序中,康某虽申请了鉴定,但之后又撤回,案件得以由天津仲裁委员会管辖,并作出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同时,该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但在本案中笔者尚未看到康某申请撤销裁决的申请资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裁定不予执行。遗憾的是,在这个程序中仍然没有对补充协议申请鉴定,导致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请求未能得到支持。现有的证据资料显示,执行法院执行本案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因此康某已经丧失了对包头中院(2016)内0X民特X号执行裁定书申请再审的机会。

那么,如果康某坚持认为补充协议是伪造的,要阻止执行法院的强制执行,那是否还有救济途径呢?笔者认为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提出书面异议,因此康某可以立即通过执行异议的途径阻止执行法院的强制执行。但在启动该程序后,康某需要启动对补充协议真伪的司法鉴定程序,申请司法鉴定,并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补充协议系伪造。一旦证明补充协议系伪造,本案将依法裁定不予执行。

(作者系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会员、四川仲裁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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